忽悠多了，傻子不够用了

这几年尤其疫情爆发以来，忽悠越来越不好用了，无论政府、企业还是投资机构，大家都见多识广了，讲故事、信故事的人就少了，就要实实在在的。

一直以来，搞投资的都有一个说法：创业的不用自己的钱创业，投资的也不用自己的钱投资。至于用谁的钱，用了之后能不能带来期望的收益，那就得具体分析了。

现在投资圈，自由职业的独立投资人越来越多了。这些人其实没钱，但在某个领域常年扎根，一直围绕一个方向增强自己的阅历和人脉，比如从体制内机构转到实业再跳到投资机构，从不同角度操盘过几个项目，认识的人多了，就可以单干了。

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国家和地方的机会，做多方联系的中间人，但也不全是关系型的，这年头纯搞关系的容易被跳过去，比如前不久某机构的美女公关，就公开曝光没有按行业潜规则的百分比给酬劳，但又能如何呢？

想做独立投资人，不仅要有关系、有门路，关键还得提供专业的服务，未必真正解决问题，但起码要让各方认为有能力解决问题。

其实大的投资机构也差不多，只不过成了一个团队专门去做事情，有负责融资的、有负责投资的，有负责投后服务的，还有的全干的，包装会更好，但本质还是掮客。前些年日子还挺好过的，那时候大家都喜欢听“一朝上市，财务自由”的故事，浮躁的环境下特别有利于掮客赚钱。

但是现在不行了。民间投资比如互联网项目的投资先不说了，就说政府项目，有很多地方搞各种产业园区，真正搞起来的并不多，往往是企业来了圈一块地、拿优惠贷款，然后就没下文了，尤其是以各种创新为名的，成了地方政府被忽悠的重灾区，甚至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一听芯片、量子、区块链等等高大上的词，先当骗子处理。

地方也很难，很多地方收的税连维持正常运转都不够，土地也不容易卖出去，很多不过是城投过手从银行贷款，而很多城投公司根本不具备资产经营和产业运营能力，也导致城投企业债务风险不断提高，成了当前必须妥善处理的大雷。前不久财政部发出通知：禁止通过举债储备土地，不得通过国企（主要是城投公司）购地方式虚增土地出让收入，不得巧立名目虚增财政收入，弥补财政收入缺口。

所以，能够稳定来钱的，起码符合政策要求的，还是得发展产业，这也算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但过去这套也渐渐玩不下去了，地方政府越来越现实，企业也越来越现实。

对企业来说，预期减弱就更不愿意投资重资产的大项目，而是倾向于更轻的模式，还越来越向少数城市聚集，这背后也是因为在一些地方，经营公司实在成本太高，需要打点的太多，有的营商环境恶劣到可以说没有，企业成了随时被薅羊毛的羊。

而对地方来说，拿着一个PPT讲各种故事，就想从地方拿到土地、税收减免、银行贷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地方政府也很现实，不管PPT讲得多么美好，就要实实在在的东西，能投多少钱、能解决多少个就业、能缴纳多少税，先把这些做到了，再说画饼的事。

这真是一个“缺少梦想”的现实时代。

其实市场上钱一直很多，但讲故事的忽悠少了、信故事的傻子也少了，社会上的钱越来越收紧，谈到投资也就没以前那样充满希望（欲望），于是越来越需要靠政府的钱来撬动，主要靠地方政府。

相比过去确实少了许多浮躁，投资开始回归理性，不像过去一级市场过于疯狂，搞得一二级市场没了差价，甚至一级市场超过二级市场，导致出现大量破发，这种事干的多了也导致故事的破灭，但也暴露了长期存在的问题。

比如体制外空间越来越小，而体制内受机制限制资源浪费严重。

在创新领域问题尤为突出。体制内拥有超越体制外的人才、资源，但是现在的体制内，还没有形成持续的创新动力，尤其是不允许失败，于是国有资本最首先考虑的问题永远是“保值增值”，但是盲目放开也不行，太松必然会导致严重的腐败，很多人就会通过各种途径把国资套走，比如上世纪90年代发生的事情。

但从民营经济来说，虽然体量不小、科研活力也挺强，专精特新小龙头层出不穷，但相对中国的经济规模总量来说，民营占比还是太低。比如基础研究基本靠政府和高校，中国企业内部研发资金分配到基础研究的不到1%（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6%以上，韩国超过10%），由中国企业执行的基础研究投入也不到10%（欧美等国家普遍在20%到30%，韩国近60%）（参考《不解决底层问题，中国可能永远被“卡脖子”》）

今天开头讲的是钱的事，但导致这一结果的也不仅仅是经济原因，更有教育基础和人才分配的原因。

能够搞科研创新的人才就那么些，虽然体制外能够给出的薪资高于体制内，但大多数人才还是选择了体制内机构，有些事不是钱能解决的，没有人才，怎么搞创新，也就只能搞忽悠、讲故事。

互联网等数字经济领域尤为突出，一些互联网大厂拿着一个PPT就全国到处画饼，说什么智慧协同、在线治理，真要他们拿出产品来，却总是拿不出来，或者只能拿出来一个“驴头不对马嘴”的外壳，还把内部PUA那套拿出来对外洗脑，说什么“你们的想法落时了，应该按照我们的产品设计进行重塑”。一个提供产品的不去按照需求方的要求去研究产品，反而要求需求方改需求以适配他们的产品，这岂不是“削足适履”？

其实这些大厂也没办法，看上去很风光，好像能力很强，其实研发能力并不多，尤其是要考虑赚钱的性价比，拿着一套现成的东西到处推广，可要比专门开发有“效率”多了。

但也不能说体制问题是中国民营经济薄弱的主要原因，小镇认为，主要还是积累的问题，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不过30多年，积累远远不够，民间资本也没到那个程度，让民营去攻坚克难还不是时候。

比如欧美，有很多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家族基金，它们投资重点之一就是基础研究的突破，它们诞生久了、底蕴深厚，也就有能力、有意愿去做更长期的事情。中国民营资本有多少超过40年的？

当然，解决方法也是有的，那就是直接将一部分国有经济让渡给民营经济，有的国家也是这么做的，比如英国在战后就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英国政府将国有企业全部或部分出售给私人，变成私营企业，确实起到了重整战后经济的目的，但是也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弊端。

2018年后，一些因为英国私有化加剧以及政府公共服务大量外包而兴起大型私人公司开始不断爆出财务危机，以及各类贪污、服务质量低下、偷工减料等丑闻。导致英国民间兴起重新国有化的强烈诉求，工党也因为对私有化的积极态度在选举中失利。

这还是在资本主义的英国，私有化都导致了如此激烈的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能这么干吗？

问问中国的老百姓，把国有资本直接送给或者卖给有能力的民营企业家，老百姓同不同意？

有些问题还是要交给时间来解决，比如民营经济的壮大，尤其是民营经济中人才的壮大。而随着民营经济的壮大，一些老大难问题也就有了新的解法。

有了实力，又何必忽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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